汉山锁业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黄德明的自述

历尽艰辛 多年拼搏结出硕果
      当选九届全国人大代表，我在难抑内心的激动之时，也真切地感受到天道酬勤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。我感觉到，这也许正是对我多年埋头工作、真诚待人的回报。这使我在感到荣幸的同时，更有一种“春种秋收”的喜悦涌向心头。
      我当上了一名临时工
      1968年7月，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，生产大队不知是看中我1.8米的身高，还是有那么点灵性和朝气，安排我参加县办的机手培训班。因为有这么点技术，9年后，我这个拖拉机手被送进县二轻马踏农具厂，当了一名临时工。
      这一“临”就是整整11年。在我当临时工期间，由于农机行业不景气，工厂转产铁锁，改名二轻马踏锁厂。不久，又因管理不善和经营乏术，造成产品积压，最高时积压五十多万把锁，沉淀资金几十万元。为生存计，先后派出几批人马到处搞推销，花去大笔差旅费，还是无法扭转局面。马踏锁厂眼看要被市场的风浪打沉……
      看到这境况，一向不爱抛头露面的我去找厂长，毛遂自荐去搞推销。我什么条件也不提，只要求厂里借给我180元做盘缠。当时厂里的不少人都对我这位临时工心存疑问，但情紧事急，最终厂里还是同意让我出去试一试、闯一闯，但只给了我100元钱。100元就100元！对我来说，100元也是可以搏一下的，因此我并不多说，拿起那100元就上了路。我想我要省吃俭用，豁出命去赌一把，第一天就跑了附近的电白、高州和信宜三县，接着下雷州、过海南，不到10天“班师回朝”，积压的五十多万把锁全部推销出去，收回数十万元货款。
      —这是我第一次小试“啼声”。然而正是这次小小的成功为我奠定了创业的心理基础。
      我承包了二轻马踏锁厂
      沉淀的资金虽然盘活了，锁厂却并没有因此焕发生机。由于二轻系统企业在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等方面“病灶”未除，马踏锁厂依旧步履艰难，在困难中越陷越深。到1984年，连工资也发不出，负债数十万元，濒临死火边缘。
马踏锁厂要被市场淘汰！我又来了一次毛遂自荐，承包经营这个厂。厂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，同意把马踏锁厂承包给我经营，并郑重其事同我签订了承包合同，使我成了电白县二轻系统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。
      为了让工厂迅速扭亏为盈，我对工厂认真把“脉”，结合自己长期对厂里情况的观察，找到了该厂的“病灶”，并狠狠地动了“三刀”：一刀切除松松垮垮现象，严格劳动纪律；二刀切除马虎塞责态度，严格产品质量监督；三刀切除平均主义大锅饭，严格实行工效挂钩。在动“三刀”的同时，我又亲自出马狠抓市场开拓，建立销售网络，梳理流通渠道，加速资金周转。马踏锁厂立即生机勃发，不到三年，四种规格的铁顶锁年产销量便从原来的几万把，猛增到20多万把，员工们不但有工作做，有工资领，还有奖金拿。大家欢天喜地，工厂充满了活力。
      创办属于自己的企业
      我承包成功了，然而很快就又失败了！我的失败不是我个人的失败，而是时势的结果。工厂红火起来，厂领导班子某些人的眼睛也随之“红”了起来。
      —这还得了么？一名临时工把个死厂玩得风生水起，叫我的正牌干部面子往哪儿放？再说，锁厂这块肥肉总不能让黄德明一人吞了！
      于是，1987年3月31日，厂里来了个突然袭击，宣布终止承包，收回锁厂再进行集体经营。
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说变就变了？承包经营扭亏为盈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当时的我真的非常不理解，我强烈要求厂里作个解释。当时的厂领导不但不体谅我的苦心，反而冷冰冰地对我说：“功劳？你这算什么功劳？没有这个厂，你能行吗？有本事自己出去办个厂啊！”这冷冰冰的话像一串冷嗖嗖的子弹直射过来，我被打懵了，气晕了，而同时也被击醒了——对！出去办厂！有那么好的销售门路，有那么多的好工人，也有了改革开放的新风气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出去办一个厂呢？
      我向来受不得窝囊气，咬咬牙，就下定决心创办一家锁厂。为了争那么一口气，为了检验一下自己的人生价值，1987年4月1日，我找了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商量办厂的事。大家有钱出钱，无钱出力，我首先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出来，几个人一共凑了28万元，这就有了最基本的启动资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