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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历史的变迁，让天龙锁厂等老旧厂矿成为甘河子人永远的记忆，而一把小小的“天龙”锁，依然紧拴着那个年代新疆人与地产锁的深厚感情。循着新疆第一把锁诞生之后的印迹，我看到了一扇被刚刚锁上的岁月之门徐徐敞开。
本报记者石速
我们当下的每一分钟时光，都能与历史上的某个瞬间吻合；我们眼前的每一件寻常物品，都能诉说出一段精彩史话。10月21日，在阜康市甘河子镇工业展馆，当我与一把把昔日熟悉的挂锁“四目相对”时，我的第一感觉是：这些恪尽职守锁钥门户的器具，一旦走进历史的橱窗，会“开口”讲出很多趣事。
甘河子镇在20世纪60年代的辉煌，代表着新疆在那个时代的工业成就。当时，博格达峰北麓的这个小镇，不仅能炼造钢铁，还兴起与钢铁相关的上游下游产业，锁具便是一段漫长而壮观的产业链中，一种贴近千家万户的产品。天龙锁厂，与天龙钢铁厂、天龙水泥厂、天龙发电厂并称为甘河子的“四条龙”，在新疆工业刚刚起步之时，“四条龙”奠定了甘河子作为新疆工业基地的地位。甘河子在计划经济年代一度有“小上海”的美誉，少不了锁子的分量。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历史的变迁，让天龙锁厂等老旧厂矿成为甘河子人永远的记忆，而一把小小的“天龙”锁，依然紧拴着那个年代新疆人与地产锁的深厚感情。循着新疆第一把锁诞生之后的印迹，我看到了一扇被刚刚锁上的岁月之门徐徐敞开。一把锁，设有几多难关
甘河子镇工业展馆如同一部老旧的电影，每一个展位浓缩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每一样展品闪耀着攻坚克难的光泽。制锁，离不开钢铁，因此，锁子陈列在长廊般展馆的中间部位。
“1964年，天龙锁厂生产近1.5万打锁，填补了自治区现代五金生产的空白。当年，在广州举办的一次展览会上，全国40多家制锁企业参展，天龙锁厂生产的"天龙"牌挂锁名列首位。从那以后，天龙锁厂生产的不同规格挂锁基本满足了新疆市场的需求。1970年国家援助友好邻邦巴基斯坦，天龙锁厂供应了一万打锁。”甘河子镇工业展馆馆长时建国介绍。
看似普通的锁子，在新疆居然曾经批量生产！那么，一打锁是多少把锁呢？记者拨通了远在南京安度晚年的郁绮芬老人的电话，这位早年在天龙锁厂当过技术员、质检员的老知青说，天龙锁厂生产的锁具种类很多，其中以挂锁为主。按照尺寸规格分类，有25、30、35、40、50、60等，这些数字都是挂锁的宽度，以毫米为单位，锁子大小不同，同一个盒子或箱子内装锁的数量也不同。通常说，一打锁就是一盒锁或一包锁。
1958年，上海知青郁绮芬怀着一腔热血来新疆支边，她放弃分配到自治区厅局机关的工作，毅然走进“新疆工业摇篮”甘河子。像是冥冥之中有所安排，她到甘河子就是来与锁子结缘的。
“制作一把锁子可不简单，原料主要为面包钢和铜棒，需要经过近120道工序，才能把它们变成锁。”郁绮芬说。
撇开一长串工序不说，先说炼钢。郁绮芬刚到甘河子是天龙钢铁厂的炼钢工人，当时，自治区党委按照北戴河会议提出的“以钢为纲，全面跃进”的方针，突破重重困难，硬是把山里的矿石采集出来并炼成钢水、钢锭。郁绮芬的人生理想与坚硬的钢铁融为一体，炼钢炉跟前的她，工作上可是巾帼不让须眉，被工友们诙谐地称为“男娃”。
时建国解释，“男娃”，就是现在所说的“女汉子”。炼钢炉前有8名这样的“女汉子”，她们被称为“炉前八姐妹”。
“从1962年开始，受国家调整钢铁产业政策影响，甘河子钢铁冶炼开始下马，我从钢铁厂钢铸车间调到五金厂，开始做锁子。”郁绮芬回忆。也就是从这时起，她这个知青技术员面临着一个个新的难关。
组织上派郁绮芬等技术员到无锡、苏州等地学习。学习者当中，“炉前八姐妹”有三名（另外两名已于几年前去世）。
近120道工序，头几道是把面包钢反复进行热处理和拔床，形成又光又平的锁身模板，后面的工序越来越复杂，锻造、压铸、焊接、开槽、抛光、打眼……锁芯内用几号弹子、多长铜丝，误差半毫米都不行。这还不包括锁芯用生铜还是熟铜、编码用复数还是单数、一些加工设备购买不到等问题。
至于第一把锁更改了多少次设计方案，调换了多少次内部结构才得以诞生，郁绮芬已经记不得了。她只记得，她所在的五金厂具备生产锁具的技术后，厂里的两个车间合并，于1963年组建天龙锁厂。
郁绮芬说，新疆的制锁行业之所以从无到有，再到创出品牌，离不开一帮善于攻坚克难的干将。除了知青，还有内地来的技术工人以及从中印边境复转的军人，这些人不但在天龙钢铁厂生产过毛主席像章，把毛主席语录中的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也牢记心间。
英雄辈出必然成就辉煌，天龙锁厂被纳入自治区二轻局垂管。自治区二轻局在新疆建工集团五建一带选址，打算将其迁入乌鲁木齐发展，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。一把锁，载有几多深情
时建国眼里的钢铁不是冰冷的，锁具不是生硬的。他在甘河子镇工业展馆里每讲解一次，都能打动一批人，参观者评价：他是带着感情讲的。
“天龙锁厂最辉煌时，年产锁子200多万把。当时，新疆每4把锁中，有3把是"天龙"牌。直到现在，老一辈新疆人提到"天龙"锁，仍感到亲切。”时建国说。他的话没错，记者在乌鲁木齐有位好友叫张君，小时候在甘河子长大，她搬了几次家，很多陈旧过时的物件都扔掉了，唯独早已不用的挂锁还舍不得扔。
甘河子老工业基地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衰落后，本来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老职工，有不少回到了原籍生活，也有不少跟随在乌鲁木齐市或昌吉市工作的子女生活。这些年，阜康市旧城改造，甘河子的老厂房、老平房不见了踪影，平房当然不能走到哪儿带到哪儿，锁子却可以。
“带走的其实是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感情。”郁绮芬的女儿谈卫红对记者说。在天龙锁厂，谈卫红是地地道道的“锁二代”，她父亲在电动车间工作，母亲则担任过技术部总监、质检部主任。20世纪70年代，小镇上和企业里都没有幼儿园，年幼的她只能被父母带到锁厂“上班”。长大后，她也成了锁厂的一名职工。
谈卫红提到锁厂里的每一道工序、每一台机器，都充满感情。小时候，她看母亲检验锁具零件，拿精密的尺子量了又量，稍有误差便勒令退回去重做。还有成品锁，钥匙放进去如果打开稍不顺畅，也会毫不客气地退回。“这是得罪人的活儿，检验不合格意味着不给参与的工人记工分，但我母亲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检验，一丝不苟。”谈卫红说。
那个用劳动换取工分的年代，没有人搞特殊化。郁绮芬不停地检验，一天要检验上千把锁子才能算一个工，这样下来每月可以拿107元工资。那时候，没有“工匠精神”这个词，但锁厂里有一批人是在以“工匠精神”在制锁，工艺上精益求精，设备上自己改造。
谈卫红当过一段时间的销售员，计划经济年代，销售不用上门推销，再加上新疆只有这一家锁厂，质量又没得说，她只需要定期到乌鲁木齐市百货站、兵团劳保站补货就行。20世纪80年代，乌鲁木齐及周边城市还很小，北疆有很多地方的牧民仍过着“夜不闭户”的生活，一年的销售额在十来万元。而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南疆城乡，人们在家门、库房、羊圈上都习惯上把锁，一年销售额达上百万元。
“跑南疆片区的销售员依明江，每次用老解放卡车拉一车锁子出门，回来时带的是十几万元现金。”谈卫红提到这些仍然羡慕。
精湛的生产技术、火热的生产场面，没有让天龙锁成为“常青树”。进入90年代，尤其是新疆国际商贸城建成之后，内地大批锁具登陆新疆，此时，同样规格的一把挂锁，“天龙”锁每把卖3元钱才不亏本，内地锁卖1.5元一把。
天龙锁厂在1998年破产时，200多名职工的心在痛。谈卫红怎么也想不通，她对6年前已经退休的母亲说，“天龙”锁之所以成本高，是因为一直用最严格的标准、最精细的工艺来制作，而远道而来和“天龙”锁竞争的这些锁，锁体内偷工减料，质量赶不上“天龙”锁。
然而，市场竞争是残酷的，广大消费者更倾向于不影响使用、价格便宜、花样繁多的内地锁。天龙锁厂的一部分职工，带着设备和库存零件搬到昌吉市继续制锁，但又赶上挂锁不可遏制地退出历史舞台，生产防盗锁需要从内地进购锁芯，后来，他们中坚守下来的人，已开始改做防盗门了。
没有了天龙锁厂，谈卫红和父母回到了父亲的老家南京，她转行做汽车配件生意，父母则在街头摆摊修锁配钥匙。2000年，谈卫红的父亲去世，母亲独自每天出摊，不为赚钱，只为一份坚守。
2004年的一天，73岁的郁绮芬像往常一样出摊。一位老汉递过来一把贴有“天龙”商标的锁子，让她配钥匙。郁绮芬一怔：“这不是我们厂里出的锁子吗？”两位老人聊了起来，原来，这位老汉是新疆石油管理局的退休干部，在新疆生活时，家里当然少不了一把“天龙”锁，这把锁他一直没有扔，里面“锁”着他对新疆的万千记忆。“我们这些分散在内地的甘河子人，有很多曾是天龙锁厂职工，大家每隔一段时间就在一起聚聚，11月5日要在苏州相聚。锁厂不在了，但制锁情还在，新疆情还在。”谈卫红说。
去年，她带母亲回到现代化工业新城甘河子，已经看不到那熟悉的锁厂厂房。
阜康市甘河子镇工业展馆陈列的“天龙”牌锁具。
图片均为时建国提供
